朱良春免费为百姓治病：探访南通《慧灯月刊》背后的故事

　　2014年，上海，玉佛寺弘一图书馆。南通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、副研究员刘道荣在查阅资料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上世纪40年代由南通人编著的佛学杂志《慧灯月刊》，上面更刊有如今已是国医大师的朱良春免费为百姓治病的栏目。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，记者与刘道荣一起来到了朱良春先生的家中……

　　1941·青年朱良春

　　初春的北濠河，静寂而缤纷。98岁的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，就这样逆着窗外北濠河的阳光，看着报纸，等我们来。

　　我们带去了上世纪40年代的佛学杂志《慧灯月刊》，上面刊有朱良春先生主持的“医药信箱”栏目。朱良春先生拿过杂志，只看一眼，便脱口而出：“我记得！我记得！这是1941年在南通创办的。”那一刻，万籁俱寂，鸟笼里的画眉也噤了声。

　　先生的记忆真是好，他仿佛用一根无形的时光轴，带着我们，穿过客厅墙上范曾先生28年前赠予的国画《李时珍采药图》，穿过30年前武中奇先生题赠的条幅“杏林春暖琴心剑胆”，穿过70年前弘一法师为他书写的横匾“为大医王善疗众病”，终于，落到了1941年。

　　那一年，朱良春先生24岁。

　　开诊所

　　朱良春先生说：“1941年的时候，我已在南通仓巷8号（现文峰大世界南路口）开了一家诊所。当时南通沦陷，被日寇占领。我学中医，一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就是中医治好的，二是想为广大百姓解除病痛。”

　　朱良春先生在南通商业中学读初中的时候，感染了肺结核，因病休学。肺结核，俗称“痨病”，是那个时代的“白色瘟疫”，一旦有人罹患此病，无异于宣判其死刑。朱良春先生用中医治疗了一年，终于痊愈。朱良春先生说他本来希望在商业中学毕业后，能去银行、邮局等处谋个会计的工作，这场病让他萌生了转学中医的想法。朱良春先生初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，背诵古典医籍，跟随临证抄方；继而报考苏州章太炎任校长的国医专科学校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学校停办，朱良春先生不肯半途而废，在淞沪大会战的余烟下，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，师从上海名医章次公，“蒙章师介绍，我半天为难民义诊，获得较多实践体会，半天在章师处实习，得到亲炙，学乃大进。”1939年，朱良春先生拜别恩师章次公，回南通独立行医。

　　那时他不是大医生，而是小青年。看中医，人们往往挑岁数大的，觉得越老越好。1941年，“登革热”疫情在南通蔓延，西医多用“消治龙”和“握姆纳丁”注射治疗，可效果不佳。朱良春先生用学来的清瘟败毒之法治疗，只两个方子，或单行，或配以汤药，表里双解，三四天即可见好，解救了大批患者，也验证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良好效果。

　　朱良春先生的名声，其实自1941年便开始叫响了。

　　佛境界

　　朱良春先生说：“佛学杂志《慧灯月刊》是南通人高根深1941年创办的。1941年，南通处在日寇和汪伪政府的双重恐怖之下，高根深对日本人满怀仇恨。后来他认识了上海佛学杂志《觉吾情》的主编、弘一法师弟子陈海量居士，受他启发，高根深自费创办了《慧灯月刊》，一月一期，每期四五百份，免费发放。”

　　《慧灯月刊》社址在南通西门外张小巷6号（现人民西路），内容有政论、诗文、通讯、慈善、医药等。刘道荣认为，日军占领时期，一切反日言论都被查禁，办佛学杂志则深藏不露，正是另一种与日寇展开斗争的手段。

　　从第四期开始，朱良春先生在《慧灯月刊》“医药信箱”栏目中，答复寻医问诊，提供“实用家庭小药囊”。杂志介绍朱良春先生说：“事变之后，医师之多，有如雨后春笋并发，即素不习医，而略知药物，及事看护者，亦高树旗帜，招揽病者，真能深入医学抱利人济世之心者，能有几位？朱良春先生由儒而入医，执菩萨戒，学菩萨行，故本刊乐为读者介绍。”

　　“执菩萨戒，学菩萨行”，1941年的朱良春先生，便以一颗佛心，以医术普济众生。

　　那时，朱良春先生上午门诊，下午出诊，诊例不计，并在门上贴一纸条，写着：“贫病施诊给药”。在《慧灯月刊》上，亦刊有“朱良春医师敬送痢泻散，此散专治水泻，赤白痢，一服即愈，病者请来索取”之句。凡人力车夫等贫苦人，到朱良春先生处，一律免费看病。看完病后，朱良春先生往药方上盖一个章:“朱良春施诊给药”。穷人拿着这张药方去瑞成堂药房取药,一律不收药钱。朱良春先生与瑞成堂有约，每年的端午、中秋和春节，瑞成堂结算时向朱良春先生收钱。

　　“中医本有佛心禅意。”朱良春先生说，“高根深办佛学杂志，是在精神上解决人民的痛苦；我在杂志上施诊给药，是在肉体上解决人民的痛苦。”

　　因为经费有限，《慧灯月刊》只办了两年便停刊了。高根深离开南通到外地做了老师，而朱良春先生在南通，整整70年，一双妙手，让无数垂死之人起死回生，直至被国家评为首届国医大师，依然坚持出诊。

　　朱良春先生的境界，中医已不是一种谋生手段，更是一种仁术了。

　　大胸襟

　　在《慧灯月刊》杂志中，还有朱良春先生在上海中国医学院的老师章次公写的文章。朱良春先生说：“章次公先生是我一生尊敬的老师，当年是我请他为《慧灯月刊》写文章的。”至今，朱良春先生会客厅主墙上还挂着他与章次公先生的合影。

　　章次公先生原名章成之，因师从章太炎，并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，取“次公”为字。章次公先生看病时，小小诊室总挤满了十个八个学生。章次公先生不收学生一分学费，帮学生解决住处，但是学生得一丝不苟地学习。青年朱良春就是在章师那儿，捧着《黄帝内经》《金匮要略》《本草纲目》《温病条辨》，夜夜秉烛，字字苦读。

　　朱良春先生曾对慕名来学医的学生说：“你们刻苦学习，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。”

　　章次公先生对青年朱良春说过一句话：“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。”朱良春先生后来把这句话一次次说给自己的学生听。他还说：“我一贯主张经验不保守、知识不带走。我一个人力量有限，如果多一些医生使用我的方法，就可以救治更多的患者。”一般医书发表的处方，只写上五六味药，然后一个“等”字，把关键几味略去，那是保护知识产权。而在朱良春先生的很多医学著作里，却写满了一张张完整的处方。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，还是单位讲座，很多人都自费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从过道一直延伸至门外。

　　课后那些博士、医师眼睛亮亮地说朱老讲的全是真东西。当然！朱良春先生把真东西抖落出来，台下眼睛怎么能不亮？青年朱良春当年看章次公先生诊病，不也是这么眼睛亮亮地盯着？老师章次公先生去世20周年、40周年、诞辰百周年，朱良春先生为老师举行一次次纪念活动，出版纪念文集，他始终只认为自己是章次公先生的一名二十来岁的学生，只想做好学生应该为老师做的事。

　　又要说到朱良春先生家中的题字了——为朱良春先生题字的名人真是多啊！——这一次，是康有为的学生、书法家萧娴92岁那年为朱老写的“无限春”三个字。这不正是中医学、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最好写照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