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那些“一个月挣一两万元”的职业试药人，陈宇告诉记者：“都是熟脸，几乎每一次去医院试药都能看到他们，他们就是全国到处飞的，而且少于2000元的试验还不去。”
但是，按照规定，一般而言，同一受试者两次试药的间隔至少需要3个月。
原来，试药人在同一家医院肯定不能马上报名参加试验，但只要换一家医院一切又是新的开始。在上海，医院之间对试药信息并没有联网互通，也就是说，一家医院无法知道受试者上一次试验是什么时候。即使近期上海没有合适的试药机会，试药人还可以到北京参加试验，北京的医院就更加不了解试药人以前的受试情况了。
此外，为了通过体检获得试药的资格，职业试药人发明了各种方法保证自己通过体检。除了常规的体检前按时作息、多喝水，让身体尽量保持良好状态，有些人还会采取一些“小技巧”蒙混过关。
更有甚者，则通过作弊的手段通过体检。陈宇告诉记者，很多试验要求被试者不抽烟，但即使抽烟的人，也有办法通过烟检，只要在尿液中滴一点白醋，就能通过尿检。有些人还往尿液中偷偷加清水稀释，希望让一些身体数值更低，甚至还可以向那些通过体检的人借尿样等。
在职业试药人为了能获得试药机会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，本该负责监管、保障临床试验各环节治疗的CRA和医院却出现失察，甚至有的明知故犯。
当记者询问如果身高、体重系数不达标，不符合参与试验的要求该怎么办时，上述CRA表示，熟悉的医院可以适当作假。“如果和我们关系好，这些都没关系。”该CRA表示。而一些职业试药人也告诉记者，一些试验医生也说不用间隔3个月就能来试。
多重隐患 不知何时会爆炸的“地雷”
在这条从药企到试药人的试药链条里，有时候标准让位于利益。而这些职业试药人，既是中国并不健全的试药制度下的弱势群体，又和那些违规中介机构一起成为医药产业的破坏者。
作为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，在接受北京一家医院为其提供的进口八因子免费用药后，佟红生身体出现了抗体，并且只能使用价格昂贵的七因子药。佟红生和免费药提供方百特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打起了官司，后者以支付30万元补偿费作为解决方案。
事实上，在国外，医药企业有义务为受试者购买保险，但在中国，除了在高校和医疗单位内部招募志愿者，会为他们购买保险，社会上招募的试药人并不能享受这一待遇。“国外会帮志愿者购买保险，但国内就很少，并且也很少有保险公司愿意接这些保单。”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副所长高惠君告诉记者。
国内某药企研发总监告诉记者，对于试药者，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充分知情权，在他们完全知情并自愿的情况下才能让他们参与试验。假如发生了不良反应，企业会根据病情的不同适当予以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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